南宫28官网,南宫28官方网站,南宫28APP下载对抗科学的一个最重要思路是用科学家来反对科学家，一些大型企业和利益集团对此运用得如火纯青。一旦有科学事实揭示诸如石棉、六六六（HCH）、滴滴涕（DDT）、二手烟、酸雨、氟利昂等有害环境和人体健康，相关企业总会找某些知名“科学家”，以科学家身份发表观点，认为这些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没有影响，由于这些人往往是知名人士，从而给公众和决策者留下印象，认为科学界对此还有异议，存在不确定性，从而影响决策和政策制定过程。

　　理查德·林德森（Richard Lindzen，1940~），作为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的气象学家，他发表了质疑二氧化碳对气候影响的研究，曾在国会作证，并在反气候变化活动中发表演讲。90年代，他提出平流层上部会变冷变干燥，会缓解全球变暖。2001年，他又提出了“虹膜效应”（Iris theory）假设，认为海洋温度的上升将导致高云减少，从而降低地表温度。当然，这些假设和理论都经不住推敲和研究，很快都被推翻。根据已知的公开信息，他从皮博迪煤炭公司（Peabody Coal）获得30,000美元，自2013年起，每年从卡托研究所（Cato Institute，著名反气候游说组织）获得25,000美元[1]，典型的“拿人钱财，为人消灾”。

　　弗雷德·辛格（Fred Singer, 1924–2020），他是迈阿密大学环境与行星科学学院的创始院长，长期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环境科学教授，还担任过美国环境保护署政策副助理署长、美国交通部首席科学家等。退休后放飞自我，积极参加各种反气候变化活动。据已知信息，弗雷德·辛格每月从哈特兰研究所（Heartland Institute）获得5,000美元；由他发起的科学与环境政策项目（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Project，SEPP）从埃克森美孚获得了至少20,000美元的资助，还从壳牌（Shell）、联碳公司（Uniroyal）和阿科公司（ARCO）等石油公司获得了资金，但具体金额未详[2~5]。但他负责的反气候变化组织“科学和环境政策项目”2007年的净收入为226,443美元，而且已经积累了169万美元的资产[6]。

　　帕特里克·迈克尔斯（Patrick Michaels，1950–2022），是一位美国农业气候学家，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环境科学研究教授，2007年加入卡托研究所。帕特里克·迈克尔斯声称其40%的资金来自石业，具体金额未详[7~9]，但至少有一些记录在案，例如2005年从燃料行业获得了超过165,000美元，2006年从落基山农村电力合作社（Intermountain Rural Electric Association）获得了100,000美元。

　　威利·宋（Willie Soon，1965~），马来西亚裔，是哈佛-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的天体物理学家，主张太阳变化而非二氧化碳驱动全球变暖。据各种报道，他从化石燃料利益集团获得超过125万美元（2002–2015），其中包括从南方公司（Southern Company）获得230,000美元，从埃克森美孚获得324,000美元，从美国石油协会获得274,000美元，从科赫基金会获得335,000美元。另外还从“捐赠者信托”（Donors Trust）获得资金，这是匿名捐赠的渠道，具体金额未披露[10~12]。

　　威廉·哈珀（William Happer，1939~），美国物理学家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，他主张二氧化碳对人类有益，增强了植物生长，淡化气候变化的严重性。他共同创立了二氧化碳联盟，并在特朗普政府任职，推动挑战气候科学。二氧化碳联盟从萨拉·斯凯夫基金会（Sarah Scaife Foundation）获得超过100,000美元，从西尔自由信托基金（Searle Freedom Trust）、托马斯·史密斯基金会（Thomas W. Smith Foundation）、林德和哈里·布拉德利基金会（Lynde &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）和阿切利斯和博德曼基金会（Achelis and Bodman Foundation）各获得50,000美元[13,14]。

　　大卫·莱盖茨（David Legates），曾任特拉华大学（University of Delaware）地理学教授，他质疑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和人类原因，即全球变暖不严重，本世纪增暖仅1.0摄氏度左右，并且变暖不是人类活动一起的。他积极参加哈特兰研究所的活动，曾在国会作证否认气候变化，并在特朗普政府下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（NOAA）任职，推广否认观点。其接收的资金来自哈特兰学会和乔治·C·马歇尔研究所，但数额未披露[15~17]。

　　弗雷德里克·塞茨（Frederick Seitz，1911–2008），美国物理学家，美国科学院院士，1962~1969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（U.S.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）院长，并于1968-1978年担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。弗雷德里克·塞茨1979年退休，退休之后开始放飞自我。从1979年到1987年，塞茨指导了雷诺兹烟草公司（R.J.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）资助的医学研究计划，该项目获得了超过4500万美元的资助，这些研究证明吸烟对健康无不良影响，以转移对吸烟健康影响的关注。据2011年《美国公共卫生杂志》的一项研究估计，塞茨个人从雷诺兹公司获得了约80万美元的津贴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在酸雨、臭氧洞、杀虫剂的危害、全球变暖等问题发表质疑观点，传播混乱。塞茨于1984年创立了乔治·马歇尔研究所（George C. Marshall Institute），从1998年到2008年，该研究所从埃克森美孚（ExxonMobil）获得了超过86.5万美元的资助。马歇尔研究所发表报告否认人为气候变化，声称太阳活动是主要驱动因素，并组织简报会以影响政策，反对京都议定书等法规。塞茨还与弗雷德·辛格（Fred Singer）创立的科学与环境政策项目（SEPP），与竞争性企业研究所（CEI）关系密切，共同推广气候怀疑论[18,19]。

　　克雷格·伊多索（Craig Idso），地理学家，反气候组织二氧化碳与全球变化研究中心创始人，主张二氧化碳有益于植物生长，对气候无威胁。该中心从埃克森美孚获得100,000美元（2001–2012），并从科赫基金会获得未披露金额。伊多索家族运营的中心还从西部燃料协会（Western Fuels Association）获得资金，该协会是“全球气候科学传播计划”（GCSCP）的参与者，但个人金额未具体说明[20~22]。

　　后面我们还会介绍更多的从事反气候变化的“科学家”，解析他们所持观点的欺骗性和荒谬性。这些科学家大多都是在退休之后彻底放飞自我，发表各种反科学的观点，例如帕特里克·迈克尔斯、理查德·林德森和弗雷德·辛格、弗雷德里克·塞茨等，没有了工作单位和同行之间的学术约束，为了追去利益，他们背弃终生的科学理想。除了反对气候变化，他们几乎是“百科全书”式反对科学，例如声称臭氧层空洞并非由氟利昂造成，而是源于火山喷发，宣称二手烟致癌是一种统计游戏，认为全球变暖存在不确定性，或者认为全球变暖有助于生态改善等。

　　除了经济利益之外，他们从事反科学的活动还有微妙的心理诉求，在从院长、校长、科学顾问等聚焦灯位置退下来之后，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们对科学界产生敌意，迫切需要人的聆听和追捧，烟草公司、石油巨头、化工巨头等给他们提供了这一聚光灯。例如弗雷德里克·塞茨参与过研究弹道、护甲穿透、金属腐蚀、雷达和，并成为北约的科学顾问、美国科学院院长，以及美国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重要成员，1972年还获得美国尼克松总统颁发的国家科学奖章。然而，由于他好战、、支持越南战争，甚至还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，这使他在科学圈变得不受欢迎，也在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中越来越孤立，这让他认为科学界变化无常，甚至缺乏理性。退休之后，他的失落感和被孤立感越发严重，烟草业和石化产业伸过来的橄榄枝，恰如其分地满足了他的失落，例如雷诺兹烟草公司咨询委员会在召开会议时，他和妻子被专机接到百慕大群岛，并且给与他分配4350万美元研究资金的权利。特殊待遇和对资金的支配，又让他找到了挥斥方遒的感觉，从此成为反一切科学的战将。

　　除了传播反气候变化观点，他们还对知名气候学家展开攻击。本杰明·桑特尔（Benjamin Santer）是美国著名的气候科学家，曾于1995年作为主要作者参与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（IPCC）报告中的第8章撰写，该章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很可能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影响。自1995年报告发布后，桑特尔便成为了反气候组织攻击的焦点。他遭遇了各种形式的个人攻击，包括被指控学术不端、受到骚扰和威胁，以及遭遇政治压力。1996年，物理学家弗雷德·塞茨（Fred Seitz）在《华尔街日报》发表评论文章，指控桑特尔篡改IPCC报告，以政治目的淡化不确定性。这一指控被全球气候联盟（GCC）等组织进一步放大。尽管桑特尔和其他科学家反驳了这些指控，但指控仍在持续，错误地暗示桑特尔操纵了数据。

　　在各种环保组织和个人的影响下，美国等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上出现反复。“全球气候联盟”的游说使美国参议院1997年7月一致通过了伯德-哈格尔决议，该决议完全反映了“全球气候联盟”的立场，即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必须包括发展中国家，从而为美国退出相关国际协议奠定了基础，因为大多数国际协议都坚持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，即发达国家先行动，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基础支持。美国据此2001年退出了《京都议定书》[23,24]，并于2017年和2025年两次退出《巴黎协定》，据《》报道，CHC在特朗普总统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《巴黎协定》的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为特朗普营造了舆论环境和政策环境[25]。

　　这样的反气候变化报告并没有出版社可以出版，最终由哈特兰研究所印制，也算是一种出版，但是其中部分图书已经被引进到国内正规出版社出版，例如《气候变化再审视:非政府国际气候变化研究组报告》、《全球变暖——毫无来由的恐慌》、《自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》等，所以反气候变化的观点早已经在国内广为传播，而由于这些书都是由专业的科学类出版社出版的，其对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影响更为严重，特别是非气候变化领域的学者和研究人员。